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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你是這樣的人——回憶周恩來口述實錄》連載

周爾均:我們兄弟姐妹沒有一個是給予特殊關照的

2021年03月12日10:46    來源:人民網-中國共產黨新聞網

  我第一次見七伯、七媽是在上海,時間是1946年的夏天。我那個時候在江蘇高郵初中畢業以后,因為沒錢升學讀書,聽說七伯周恩來到了南京、上海與國民黨談判,我和哥哥就找他們來了。我們見面是在上海馬思南路107號“周公館”,馬思南路現在改稱思南路,門口掛著的牌子還是當年的牌子,英文是“周恩來將軍公館”,實際上是中共代表團上海辦事處。用這個名義,為了便于對外活動。到那里后,是陳家康同志接待的我們,問了情況以后,他通報給七伯、七媽,他倆很快就從樓上下來。七伯、七媽見到我們非常高興,也十分關心,詳細地詢問我們這些年來的情況。特別是見到我們由于經濟困難,一路從蘇北走路、坐船過來,缺吃少穿,臉上還長了瘡。七媽很疼愛地說,你們受苦了。她拿來藥膏親自給我涂上沒兩天就好了。七媽去世之前的幾年,有一次,她老人家同我和我愛人鄧在軍談起當年的情況,七媽說:“那個藥叫‘如意膏’,效果很好,是進口的,現在沒有了?磥,這樣的藥還得進口一點!50年前的往事,這樣的一個細節,她老人家都記得清清楚楚。

  然后,七伯、七媽把我們帶到他倆的臥室,關心地問我們是做什么來了,下一步有什么打算?我們說想升學上高中,也想跟著你們干革命,希望能到延安去。七伯、七媽說,這個事情我們要好好商量一下、考慮一下再定。

  當時,我們是臨時寄居在上海的舅舅家。住在施高塔路,現在叫山陰路,在虹口那兒。第二天還是第三天,七伯和七媽專門到舅舅家來看我,是坐了車去的。我那時看到的七伯、七媽顯得特別年輕,七伯穿的是西服,七媽穿得也漂亮,上襟還佩了一朵花。我說:“七伯、七媽,你倆看起來好精神,真漂亮!逼邒尵驼f:“你們不懂得,我們在這兒需要這樣的穿著,便于在敵人的心臟里邊活動、減少敵人的注意,也可以給你們舅舅家里減少麻煩。我們在延安住的是窯洞,穿的是土布衣服,跟這兒根本是兩種情況!

  那次我們一起聊了很長時間,七伯、七媽才離開。后來他倆又找我們去思南路周公館,專門談我們所提的要求。七媽說,我和你們七伯一起商量過了,你們還是就地升學為好。我們與國民黨談判的形勢很不樂觀,內戰隨時可能打起來,也想過帶你們去延安,恐怕有困難。你們還是留下好好讀書,長知識,以后會有機會參加革命的。七伯說,要相信黑暗畢竟是暫時的,你們年輕,前途是光明的。他倆給我們留下了錢,還把七伯的衣服拿給我倆,每人分了一點。七伯、七媽還囑咐我們,這里周圍有不少國民黨的特務在監視,好在你們年紀還小,但也要提高警惕,特地交代了一些我們注意擺脫特務盯梢的辦法。我們就按兩位老人家的意思留在上海念書,一直到高中畢業,后來于1949年6月參軍到了二野部隊。

  回憶這段往事時,我曾經想過,當時如果能和七伯、七媽一起到延安去,早3年參加革命,對自己的成長會更有利。其實,現在回過頭來看,還是七伯、七媽對這件事考慮得更周到,更著眼于長遠。50年代我從外地調到北京工作后,常和在軍去西花廳看伯伯、伯母,有時遇到他倆的義女孫維世和她愛人金山,一起聊天。有一天,維世大姐好像遇到什么事情,情緒不很好。那時是困難時期,沒什么吃的。七媽就說,今天不留你們吃飯了,我請客,在軍和爾均當主人,跟維世和金山到西單的四川飯店一起吃頓飯。七媽這是為了讓我們改善一下生活。就在這次吃飯時,我們各自談起了當年的生活、工作情況,還一道唱歌。中間,維世姐姐很有感慨地說:你們在上海都到了伯伯、伯母身邊了,他倆沒有把你們帶去延安。而我們這些烈士的子女,爸爸、媽媽都是千方百計找到了我們,不但設法把我們送到延安,有些還送到蘇聯去學習,我就是其中的一個?梢娝麄儗ψ约旱挠H屬真正是分外的嚴格。

  其實,這種情況我們周家人也都知道。你看我們的兄弟姐妹們,沒有一個是七伯、七媽給予特殊關照的。我們有個弟弟周爾輝,已經在北京鋼鐵學院畢業分配工作了,組織上后來也同意把他在家鄉淮安工作的愛人調來北京,七伯得知后說:現在精簡城市人口,為什么都要女方往男方這里調呢?你應該帶個頭,你申請到你愛人那兒去工作好了。爾輝也很聽話,自己主動申請,經過組織同意,就從北京鋼鐵學院調去淮安當了一名教師。對我們這些侄兒女輩,伯伯、伯母都是一樣地嚴格要求,他倆也從不允許我們炫耀與總理的親屬關系。

  以往也曾經有一些想法,七伯、七媽是不是對親屬要求太嚴了?其實,看似無情勝有情,他倆對我們晚輩的嚴是一種真正的愛,發自內心的愛。七伯、七媽有鑒于歷史上晚清的八旗子弟,由于享受各種特權,生活優渥,游手好閑,一個個都敗落了,最終導致滿清王朝也垮掉了。他們很重視這個歷史上的教訓,因此對烈士的子女,既無微不至地關懷,又嚴格地要求。對我們親屬則是嚴格而又嚴格。同時,在政治上又都是一樣的關懷愛護。就拿我自己來說,參軍以后,我寫信報告七伯、七媽,他倆馬上給我回信,給予親切的鼓勵。我在進軍西南的途中向他們匯報說,自己正在申請入黨。七伯、七媽得知后非常高興,立即回信,諄諄囑咐我好好努力,爭取早日成為共產黨員。以后又不斷地在通信中詢問情況,繼續給予鼓勵。為我入黨的事前后寫過3封信,包括寫給我們黨組織的,證明我的父親和家庭情況。我是在1953年12月被批準入黨的,當天就寫信報告七伯、七媽,很快就收到他們情深意切的回信。七媽在信中說:“知道你已經加入共產黨,至為興奮!”同時諄諄教育我:“今后你必須加強黨性的鍛煉,克服非無產階級的思想,不斷地為著黨員的八條標準而努力,不要辜負了光榮的共產黨員的稱號,爭取如期轉為正式黨員;你必須注意密切地聯系群眾,關心群眾,向群眾學習,從而你才能更好地為人民服務;你自知應不驕不餒,但必須從思想上、行動上不斷地實踐為要!逼邒屧谛胖刑岬降墓伯a黨員的“三個必須”,今天讀來,對我們大家仍有現實的重要意義。

  當然,以后到了北京,有機會當面得到七伯、七媽的關心與教誨,特別是在軍在中央電視臺擔任導演工作,他倆常常給予鼓勵和指示。生活上也是這樣。1988年我在301醫院住院做手術。在軍去西花廳時,七媽特地把她用的一個鬧鐘讓在軍帶給我。七媽說,這個鬧鐘是她平時用的,很準時,也好使,爾均住院做手術,要定時吃藥,不能誤了?梢,他們不論在政治上、生活上,對我們的關心真正是無微不至。所以我說,伯伯和伯母對晚輩親屬的愛,是最為深沉的、富有遠見的愛。我們作為親屬,應該說是按照他們的教導努力去做,沒有辜負了七伯、七媽的期望,今后,還應繼續不斷地努力,真正實踐黨員的“三個必須”,把它作為一輩子做人的標準。

  說到西花廳,想起很多難忘的事。

  有一件事情是西花廳的修繕。最初我們來西花廳的時候,從50年代一直到60年代初期,這里非常破舊,不是一般的破舊。地上鋪的磚既破損又潮濕,門窗有縫隙,透風。伯伯的關節有病,七媽的身體一直不好,這個環境對他倆的健康很不利。后來趁七伯外出的時候,何謙秘書主持把房子整修了一下,是屬于很一般的裝修。但是七伯回來看了后非常生氣,沒有進屋,也不回家住,臨時住在釣魚臺去了。陳老總去勸也不管用。

  后來我們去釣魚臺看他時,為了緩解伯伯氣憤的心情,我就對他說:您平時教育我們要愛護國家財產,西花廳這個房子實在是相當的破舊了,這是歷史文物,這樣一種維護,也是保護國家財產,從這個意義上也沒有什么大錯,伯伯您就不要再生氣了。七伯那天心情還好,他聽了后點了點頭,然后嚴肅地說:你說的話也有一定的道理。我并不是反對做簡單的維修,問題是現在修得過了些,你要懂得,我是這個國家的總理,如果我帶頭這樣做,下面就會跟著干,還有副總理,還有部長,再一級一級地這樣下去,就不知道會造成什么樣的嚴重后果。西花廳這樣的房子我看就很好了嘛!現在我們國家還窮嘛!還有很多群眾沒有房子住哪。伯伯問我,你看過杜甫的那首詩嗎,就是《茅屋為秋風所破歌》?我說看過。七伯問我記不記得內容,我回憶了一下,并強調了最后那兩句:“安得廣廈千萬間,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!辈f,是!你看一下杜甫這首詩,就會明白我為什么這樣生氣了。后來,何謙秘書把新裝的部分做了改動,窗簾卸了,吊燈拆了,床也換回去了,伯伯才勉強同意住回西花廳。這件事情過去了幾十年,今天想來還像是昨天一樣。

  第二件事情是在1959年,我和在軍去西花廳見七伯、七媽。七伯問我,聽說你調來北京工作了,在哪個單位?我說是總后勤部衛生部。七伯就問我,你們部長是誰?我說是饒正錫。七伯說,噢,他是從新疆調來的,我很熟悉。正好我調來后熟悉了饒正錫同志的簡歷情況,我說,是這樣,他擔任過新疆迪化市的市委書記。七伯說:“哎!你怎么說是迪化呢?”我理解七伯說這話的意思,因為迪化市已經改名烏魯木齊市了。我說,我知道迪化現在已經叫烏魯木齊了,我是看到他當年的任職表上是迪化市委書記。

  七伯說,噢,是這樣。然后又問我:“迪化”這兩個字,你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?我就說,迪化的“化”應該是同化的意思。因為迪化是在新疆嘛,我馬上聯想到,新疆是少數民族的自治區。但是對這個“迪”字,當時我沒來得及深想。七伯聽了還是很高興,鼓勵我說:哎,你這個答得不錯。伯伯就講,“迪化”,迪就是“啟發”的意思。這是過去對我們少數民族的一種不尊重,對新疆要“啟迪”,“同化”。

  七伯接著又問,你能舉出多少像這樣的地名,就是類似對少數民族帶有歧視或侮辱性的。我和在軍就邊想邊說,回答七伯的提問,伯伯在一旁也幫我倆提醒,幫助湊。比方說“綏遠”,原來有個“綏遠省”。比如說“鎮南關”,當時已改成“睦南關”。比如說“安東”,改成“丹東”。還有“撫順”、“安塞”,等等。類似的地名,當時一起湊了不少。七伯就講,你看,我們過去大漢族哇,對少數民族有所歧視。有的現在都已經是國家了。我們什么時候都不要忘記,各個民族之間都是一律平等,各個國家之間也都是一律平等。

  平時跟七伯、七媽在一起談心,他倆都是以這種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晚輩,總是針對現實的問題,深入淺出地給我們以教育啟發。

  再一個例子,七伯有著高度的原則性,對待和處理任何事情,旗幟都非常鮮明。在伯伯那兒談話,他對大事小事、公事私事分得一清二楚。他可以聽我們匯報工作情況,他也借這個機會做一些調查研究,但是從來不會輕易表態,更不準我們傳達他的意見。這是一個原則。這個道理我們也都明白,從來不給七伯轉信或傳話,這是紀律。

  但是,也有一次例外。這是1955年,我還在重慶工作,有一次到北京來匯報有關肅清反革命運動的情況。當時,開展肅反運動是必要的,但也存在打擊面寬了的問題。這一點我是后來才明白的。那次來京匯報中間,去西花廳看望七伯、七媽。伯伯聽我說起是來匯報“肅反”的事情,神情一下子變得十分專注。他問我:你這個單位的運動進行得怎么樣,查出一些什么問題?因為我是專程來總后勤部匯報這件事,所以回答得很清楚:我們這個單位查出了多少名反革命分子,多少人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,等等。七伯聽后,馬上就說:這里面有問題。他問我們是個什么樣的單位,我回答是個軍級單位。伯伯就說:一個軍級單位,何況是部隊,不可能有這樣多的反革命,不可能有這樣多的嚴重的政治歷史問題,這可是關系到很多人政治生命的大事。他接著說,你把我這個話帶給你們單位的領導同志,就說是我的意見。我回到重慶后,立即向本單位的黨委書記、政治委員匯報了,這位領導同志名叫盧南樵,后來擔任過第二炮兵副政治委員。當時我向他匯報說,周總理有這個指示,聽說我們查出了這么多反革命,有這么多嚴重政治歷史問題,總理說,不可能那么多,打擊面寬了。盧南樵同志十分重視,立即召開黨委會,傳達學習周總理的指示,并當即采取措施貫徹落實,如實糾正偏差,保護了一大批人。

  這個例子說明,伯伯歷來關心和愛護所有的人。正如我們后來在一首歌中說的那樣:“把所有的愛裝在他的心上”。后來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更是這樣。他在重大原則問題上是絕不含糊的。

 。ㄗ髡呦抵芏鱽碇秲,國防大學原政治部主任)

(責編:唐璐、張鑫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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